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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上海书评》1月13日所刊张荣明先生《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》一文十大期货配资线上,是对陈克艰先生商榷文章《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》的再回应。张荣明先生在文中仍然倾向于认为向蒋介石进言成立“科学青年团”的是陈寅恪而非华罗庚,且列举了他之所以如此认定的种种理由。其中重要的一项即是,几本有关华罗庚的传记或纪念集,均称华罗庚当年“对当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,恨之入骨”,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是深恶痛绝,因此他不可能向蒋介石提出如此建议。

    然而,须知时代总是在变化的,许多人都会因应历史的氛围而调适自己的认知,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言有不同面向的重新建构,这常常形成一种历史的“后见之明”。

    华罗庚当年虽然在一定时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有着不满甚至憎恶,但我们切不可忽略他也曾有相当长的时期是与国民党走得比较近的。华罗庚不仅在北伐时期(1926年)即加入了国民党,后来虽因未登记自动脱党,但西南联大时期(1942年),他由朱家骅(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)介绍又重新加入国民党。

    华罗庚在写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言辞恳切,颇有拳拳报国之心:“遥颁大教,语重心长,谋国之忠,垂念之切,跃然纸上。罗庚敢不奉教,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、总裁训诲,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,尽其绵薄……今常戚戚,愧为国父信徒。今先生振聩启蒙,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,感激之殷,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……”(《华罗庚致朱家骅函》1942年12月19日)这里的华罗庚显然不仅没有反感蒋介石的意思,甚至还希望能够认真领会“总裁训诲”。

    入党之后,华罗庚热心党务,介绍了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加入国民党。后来,华罗庚还写信给朱家骅,主动提出希望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。华罗庚在写给朱家骅的信中说: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,每思有以报党之道……是以苟能来渝聆训,饱识时宜,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,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。”(《华罗庚致朱家骅函》1943年8月7日。以上所引信函俱出自“朱家骅档案”,均参见王奇生《革命与反革命: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,第245-247页)1943年11月,华罗庚进入中央训练团受训。受训期间,他多次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,向朱家骅积极进言。

    由此看来,华罗庚当年对党国的事务,其实还是相当热心的,在这种情况下,他极有可能“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”。不仅是陈寅恪,当年许多圈内人应该都知道华氏进言的内情。当年负责给这些入党教授写推荐信的是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(时正负责联大三青团团务),姚从吾在给朱家骅的信中称华罗庚“原为吾党老同志,近闻上书总裁,条陈青年问题,(闻之于兆民兄),颇蒙奖许”(《姚从吾致朱家骅函》1942年11月28日,引自王晴佳《学潮与教授: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4期。另前引王奇生《革命与反革命》对此也有论述)。看来,华罗庚曾进言蒋介石,是确凿无疑的事情,而且他所谈的恰是“青年问题”。姚从吾所言虽没直接点出华氏谈的是成立“科学青年团”,但至少表明华罗庚与蒋介石之间很早就有了交道,且蒋介石对华罗庚关于“青年问题”的建议颇为欣赏。

    华罗庚对青年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,不仅有此上书蒋介石谈“青年问题”的行动,且后来还一直对“青年问题”有所关注。1946年华罗庚访问苏联之后,对苏联青年的科学研究印象很深,归国后他对记者介绍道:“苏联青年研究教学的风气极盛。例如高加索大学二千学生中念数学的有六百个。莫斯科大学数学的学生估十分之一。”(陈平《华罗庚》,载《科学时代》1946年第7期)又认为苏联是“最配”学数学的,“因为他们懂得数学,更懂得政治,他们的数学与政治哲学的姻缘是很深的”(同上引)。另一篇报道也透露,华罗庚对苏联的专门科学训练十分羡慕:“苏联的学生受过十年中小学教育后,入大学即受专门训练,当时他们正在宣传‘新的五年计划’,苏联正有大批的专门人才从事这个工作。”(赵浩生《天才数学家华罗庚》,载《赵浩生名人采访集》,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,第60-6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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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既然华罗庚重新入党后“每思有报国之道”,他研究苏联的做法之后建言成立“科学青年团”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成立相关的科学研究机构或者团体,是华罗庚一直以来的愿望,在其所撰《论‘迎头赶上’》(《民主与科学》1945年第1卷第4期)、《科学教育的新工具》(《教育通讯月刊》1946年第1卷第1期)等文中,华氏都表明了此种观点。华氏曾经甚至有比较具体的构想:“应设立一研究运算之机关,或附设于国防机构中。如日本即隶属于海军部,或与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合筹,或另立新机构,均无不可……”(华罗庚《科学教育的新工具》)诚如陈克艰先生所指出,“以华罗庚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热情,而有‘科学青年团’之设的建议,完全在情理之中。”(陈克艰《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》)

    1946年8月上旬,华罗庚在庐山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,他再次大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,又举苏联为例,献言献策。事后,记者专为蒋介石召见华罗庚一事采访了他。记者问华氏:“科学与政治能否分开?”华回应道:“科学与政治实在无法分开。”(赵浩生《天才数学家华罗庚》)华罗庚似乎对蒋介石接见一事颇为乐道,1946年9月,华罗庚、朱光亚和李政道等赴美考察,朱光亚后来回忆,在赴美途中,他听到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(参见梁东元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)。可见,身处非常年代,出于对党对国的热忱,华罗庚等人实实在在是为作为领袖的蒋介石忠心效力了的。

    只是,时易世变,数年之后,蒋介石败退台湾,华罗庚投身于新时代的建设大潮,并取得了不低的政治身份,当年他为蒋介石建言“青年问题”,进言设立“科学青年团”的旧事,自然没有多少人提及了。恐怕也只有陈寅恪先生这样始终抱有“独立之精神十大期货配资线上,自由之思想”的“边缘人”,才会对来访的竺可桢坦陈对华罗庚的负面印象——“颇不以华罗庚为然,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,认其有创造能力,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。”